我生待明日,万事成蹉跎

作家莫言获诺贝尔奖——帮助中国克服对诺贝尔奖的复杂情绪

结果终于浮出水面… 中国作家莫言,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,其诸多小说展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尖锐的一面

“莫言”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。但对于一个创作了十部长篇小说、多部中篇小说和八十余短篇小说的作家来说,这个笔名似乎有些名不副实。

在长达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作家莫言以其独特的直率的语言,因善于描写当代中国内部的缪行与腐败,而声名远播。莫言,生于1955年,早在20世纪中至80年代末,他就已经十分出名。他经历了后毛泽东时期(1949-2009),转变了国内两种极富想象力的文学形式,完成了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文学”两大重要文学元素的融合。寻根文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影响的文学,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十年里,一直与反传统对抗。同时,初试茅庐的先锋作家发表的文学作品,也挣脱了社会现实主义的束缚。

三十年来,作家莫言陆续发表了众多历史小说(如《红高粱家族》,经张艺谋改变为电影《红高粱》),场景都设在他的东北老家。在他众多作品中——至少有《天堂蒜苔之歌》、《酒国》、《生死疲劳》——都直白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,那滑稽与残酷的一面。

作家莫言之所以出名,不仅因为他对中国当代史极具富有创造性的把握,同时,也只是因为他对写作的执着。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90年代,一切“向前(钱)看”,许多80年代的作家因为经济因素写作而成名。大多曾经一心一意搞创作的小说家,以经济利益而写作,如电视电影剧本、歌词、企业标语。在这样的一股文学热潮中,作家莫言因其专注的文学态度脱颖而出。他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,相对较少几个执着于长篇小说的作家。

然而,他的小说有时也不被看好,其写作速度之快被认为是粗制滥造,不时挑战了写作界和出版界的权威。有传言说,他仅仅打算用43天的时间就写作出《生死疲劳》的五十多万字。

可能在很多国家看来,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创造性人才的奖项,不在乎所属国际与组织。在中国却不是这样。20世纪80年代初,自从中国重新进入国际政治、经济和文化领域,就一直渴求科学、经济,特别是文化上的诺贝尔奖。那时,人们广泛追求国际奖项和地位(举办奥运会、申请世界杯资格、加入世贸组织),中国人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证明国内人民生活繁荣富裕的肯定,作为对中国民族肯定的现代国际力量。

过去,中华民族确实有人在科学和文学领域获得过诺贝尔奖,但当时他们却都旅居国外。两年前,诺贝尔和平奖赠予刘晓波——其因政治偏见至今仍在服役中——这令中国人分外尴尬。也许此次作家莫言获诺贝尔奖——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党员——能多少消除一些这样的尴尬情绪。

(注:原文来自《卫报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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